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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面上的风浪比预计的小得多。飞艇以一百二十节的巡航速度稳稳地贴着海面飞行,银白色的船体在阳光下划出一道细长的影子,像一把被谁丢进海里的刀。透过舷窗,已经可以看到远处海平线上那个小小的、灰色的凸起——落日计划的岛。
说是“岛”,其实不准确。那是一座人工搭建的海上平台,面积大约相当于三四个足球场拼在一起,灰色的钢结构从海面以下几百米的地方拔地而起,像一根被钉入海底的钢钉。平台的最中央是那座高耸的钻探塔,塔身布满了管道和线路,顶端有一盏红色的航空警示灯,在阳光下微弱地闪烁。
飞艇减速了。从一百二十节降到八十节,再降到四十节,最后以几乎步行的速度缓缓驶入平台的港口泊位。港口不大,但设施齐全——防波堤、吊车、集装箱堆场、几排灰白色的临时建筑。港口里停着几艘船,有漂亮国海军的补给舰,有几艘拖轮,还有几艘没有任何标识的快艇,黑色的船体,在阳光下像几头趴在码头边睡觉的鲨鱼。
艇长从驾驶舱走出来。他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,方脸,浓眉,手上有一层厚厚的老茧。他走到我和赵远航面前,站定,打量了我们一眼。然后他从腰间摸出一样东西,递过来。
是***枪。
塑料的。通体黑色,握把上有一层细密的防滑纹路,扳机护圈内侧磨得光滑发亮。尺寸不大,比成年人的手掌略长一些,重量也轻得不像话——握在手里,像是握着一把玩具。但我能感觉到它的分量,不是物理上的分量,是另一种。
“特制的。”艇长的声音很低,低得只有我们三个人能听到。“全身塑料,金属探测器过不了。子弹也是特制的,两发,陶瓷弹头,火药装量减半。打不死人,但能让人失去行动能力。”
他把手枪和两发子弹塞进我手里。我接过来,指尖在握把上停了一瞬。这玩意儿的手感比我想象的要好——重心偏前,握把的弧度刚好贴合手掌的曲线,扳机的行程很短,扣下去不需要太大力气。
艇长退后一步。他站得很直,脚后跟并拢,脚跟与脚跟之间呈标准的六十度角,双手贴在大腿外侧,中指对齐裤缝。他抬起右手,举到帽檐的位置——他没有戴帽,指尖停在眉梢外侧。
他向我们敬了一个军礼。
动作不快。慢得像一帧一帧播放的慢镜头,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——手掌从大腿外侧抬起时的角度,前臂与上臂呈四十五度角时的那一瞬间停顿,手腕挺直时指尖那微微的一颤。不快,但是特别有力。那种力不是肌肉的力,是另一种。
赵远航站在我旁边。我们对视了一眼,然后同时抬起右手,缓缓回礼。我的动作比他快了一点,他比我慢了半拍,但我们在同一个时刻停住了——指尖停在眉梢外侧,手掌平展,手腕挺直。
艇长的手放了下来。
“活着回来。”他说。声音很轻,轻得像海风从舷窗缝隙里钻进来的声音。
我点了点头,把塑料手枪塞进背包的深处。
背包不大,黑色的,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外面有几个拉链口袋,里面塞满了东西——相机、笔记本、几件换洗的衣服、一套洗漱用品。相机是真的,笔记本也是真的,上面还写了几页关于“全球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”的采访提纲,是陈远连夜帮我们准备的。
在背包的最底层,拉链口袋的里面,还有一个隐藏的夹层。那里放着两样东西。
一套高仿的漂亮国陆军工程兵团军官制服。中校和少校,肩章、领章、姓名牌、单位臂章,一应俱全。制服是用特殊面料做的,摸上去的手感和真正的军装没有任何区别,但在显微镜下,面料的纤维结构里织入了一层极薄的金属屏蔽网——能防住大多数便携式射频扫描仪。这是陈远说的。
另一样东西比制服小得多,也重要得多。
一个银灰色的金属设备,比一枚硬币大不了多少,厚度不超过两毫米。表面没有任何标识,没有按钮,没有接口,没有任何可以被识别的东西。它看起来像一枚普通的、被遗落在背包角落里的硬币。
那个装满病毒的硬盘。
不,它不是硬盘。它甚至不是固体的——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固体。陈远在会议室里给我们讲解的时候,用的是全息投影。他说这东西的内部结构是三维立体的,存储密度是传统固态硬盘的数千倍。病毒本身不是代码,而是一段经过特殊编码的量子态波形。植入落日计划中央控制系统的方式不是“上传”,而是“共振”——把设备贴在服务器机箱的任何一个位置,按下设备背面的微型开关,病毒就会以量子隧穿的方式穿透物理外壳,与服务器内部的量子计算核心产生共振,在系统底层创建一个只有龙国军方能够访问的管理员通道。
他讲这些的时候,赵远航的眼睛亮得像两颗被点亮的灯泡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——他在想,一百四十一年过去了,技术已经进步到了他当年在“龙鲸”号上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步。
我把手伸进背包,指尖碰到那枚硬币大小的金属设备。它很凉,比背包里其他任何东西都凉。我把它往夹层更深处推了推,确认拉链已经拉到了头。
我最怕的不是塑料手枪被查出来——它本来就是设计成查不出来的。也不是那两套高仿的漂亮国军服——面料的金属屏蔽网能防住大多数便携式射频扫描仪,而更深度的扫描需要时间,安检人员不会在一群记者身上花太多时间。
我最怕的是这个。
这枚比硬币还小的、看起来毫不起眼的、凉冰冰的金属片。它不是武器,不是炸弹,不是任何一种可以在物理意义上摧毁什么东西的工具。但它比任何武器都危险。因为它不是用来摧毁落日计划的——它是用来控制落日计划的。
飞艇靠港了。舷梯放下的时候,海风从外面灌进来,带着浓重的柴油味和金属锈蚀的气味。港口的水泥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积水,映着天空的颜色,灰蒙蒙的。
我们背着包走下舷梯。
港口里比我想象的热闹。几十个记者已经聚集在临时搭建的安检通道前面,长枪短炮,各种语言,各种肤色。有人在调试摄像机,有人在打电话,有人在交换名片,有人在抽烟。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的气味、烟的气味和人群聚集时特有的体温蒸腾出的热气。
我们排在队伍的中间偏后。前面是几个欧洲记者,正在用法语聊天。后面是一群日本记者,安静地排着队,没有人说话。安检通道有四个,每个通道有两名安检人员——穿着联合国部队制服的士兵,手持便携式扫描仪,旁边还站着几个便衣,目光在人群中来回扫视。
轮到我的时候,手心有一点潮。不是紧张,是那种——你知道的——在事情还没有发生、但你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的时候,身体比大脑先做出的反应。
我把背包放上安检台。联合国士兵拿起扫描仪,在背包外面扫了一圈。扫描仪的指示灯从红变绿,发出一声短促的蜂鸣。他把背包翻了个面,又扫了一圈。绿灯。蜂鸣。
他拉开背包最外面的口袋,看了一眼。相机。笔记本。几支笔。他把口袋拉上,把背包推了回来。
“Next。”他说。
我拿起背包,正要迈步。
“嘿。”
那个声音从身后传来。英文,带着浓重的漂亮国南方口音,拖腔拖调的,像嘴里含着一颗化不完的糖。
我转过身。
一个联合国部队的士兵正弯腰从地上捡起什么东西。他直起身来,手里拿着一盒烟。红色的包装,金色的字体,天安门的图案——中华。
他看了看那盒烟,又看了看我。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,但那双眼睛——那种在检查站待久了的人特有的、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但又不得不提得起兴趣的眼睛——在我身上停了一秒。
他用蹩脚的中文说:“你的烟掉了。”
我一摸背包侧面的网兜。空的。那盒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网兜里滑了出来,掉在了地上。大概是刚才拿相机的时候带出来的,我没有注意到。
我接过烟,微笑着。“谢谢。”